野心与“剩女”,两本书中的中国

2019-06-22 08:18:01

欧逸文(Evan Osnos)的书《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中描绘了一些有事业心、勇敢无畏、富于创意的奋斗者,而他本人似乎也有同样的品质他在中国做了八年引人瞩目的报道,其中主要是为《纽约客》撰稿;他努力找出有趣的人物进行采访,从亿万富翁、“垃圾女王”张茵,到清扫他在北京所住那条马路的一位清洁工诗人他的关系网中有大受欢迎的博主韩寒,他的网站拥有超过2.5亿的访问者;也有异见人士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还有很多不出名的人,比如迈克尔(Michael),他希望靠写英语教材赚钱,他的梦想和自我怀疑正好吻合中国当下的历史时刻 欧逸文写道:“《野心时代》是在描述抱负和权威这两种力量的冲突”此外,它也为一群为身份、价值与未来而极端焦虑的人群勾勒了引人入胜而令人忧虑的画像欧逸文笔下的中国被道德危机与激增的挫折感所撕裂,它的国民极度渴望获取财富,担心到头来一无所有欧逸文写道,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经在道德上与智识上破产,其表面上的合法性只是建立在“繁荣换忠诚”这种不稳定的交易之上即便如此,“社会精英阶层神话与寡头政治现实之间的鸿沟日益显形,愈发巨大” 李阳,著名英语培训者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这本书关注对财产的追求(“财富”)、对异见的打压(“真相”),以及面临道德危机的精神追求(“信念”)为了阐明这些主题,欧逸文几乎竭尽所能他参加了一个中国人的旅行团,通过同行者的眼光去体会欧洲,注意到他们“对世界狂热的好奇,同时对于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新地位充满防御心的骄傲”他去赌徒的圣地——澳门,探访洗钱业与政府官员的腐败 他选择的人物有着广泛的政治立场:他和一个民族主义者、奉行新保守主义的电视节目制作人交朋友,后来此人去上海就读,成了哲学系的学生他曾试过到山东采访脾气暴躁的盲人律师陈光诚,他帮助女性反抗独生子女政策,后来陈从软禁中脱身,来到纽约后,两人终于相见他和富有的龚海燕结识,她因创办相亲网站而发财(究竟该说自己是个“一毛不拔的顾家男人”还是“酷小伙”,为欧逸文带来很多乐趣) 书中有些人物出现了若干次,令读者产生一种渐渐增强的感觉:中国已经迷失方向其中关于林毅夫的故事格外引人注目,这位台湾逃兵游泳横渡台湾海峡,当上了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后来又为中国的经济繁荣唱赞歌,他的故事构成一个有力的叙事线索受迫害的艺术家艾未未的故事也是如此,他试图把自己的生活变成艺术,推动现实可能性的底线,后来当局试图钳制他的言论,他遭到殴打、囚禁,还被控告逃税 欧逸文 Peter Marovich 人们似乎乐于捕捉任何成功的机会李阳是“疯狂英语”的创始人,主张用大喊的方式来学习语言,有着摇滚明星般的地位,他认为英语非常重要,以至于成了“令人脱胎换骨的希望所在”消费和腐败密不可分:大多数垃圾邮件广告都是关于销售假发票的,与此同时,共产党的不正当行为从一个山西官员身上可见一斑——他有四个老婆、十个孩子;此外,据统计,自1990年以来,有18000名腐败官员携带共计1200亿美元的巨款潜逃 欧逸文敏锐地捕捉到互联网是如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面貌,抵制了政府在公众事件上操纵信息的努力他追踪报道了深圳儿童小悦悦的故事,她被一辆面包车和一辆卡车碾过,但路人却对此完全无视,她的死在中国的博客世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深思(最终一位大字不识、收破烂的长者停下来帮助小悦悦,但已经太迟了)他讲述了2011年温州高铁事故,政府试图审查相关新闻,这件事最终暴露出铁路官员中程度惊人的腐败、回扣与非法的工程转包,成了“典型的政府绩效失败” 博客写作者和逃避审查者们的网络世界,以及他们的“平行语言系统”为事件带来更可信的版本;有些使用中文双关语来逃避禁用词语的方式非常有趣比如“草泥马”这个词的谐音是“对你的母亲做不能说出口的事”,2009年,它开始在网上广泛传播,作为对审查者试图清除网络低俗内容的回应网民的帖子被删了,就说自己被“和谐”了,这是指“创建和谐社会”的官方目标 洪理达 Nora Tejada 他通过短信收到中宣部对新闻机构下达的最新禁令(由总部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发送到欧逸文的手机上)有一条是这样的:“所有网络必须马上删掉如下文章《中国94%的人对财富高度集中表示不满》”之后,在“阿拉伯之春”事件中,有一条是:“禁止将中东政治体制与我国政治体制相对比” 《野心时代》里的很多重要人物在西方都很有名,但在中国却罕为人知在某个反思的时刻,欧逸文写下自己曾经为应该让那些异见人士占多大篇幅感到犹豫“他们的不幸命运到底告诉了我们多少关于中国的情况”他问“有多少是由于环境,有多少是由于压迫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从远处观看是很难判断的,但我发现从近处看也未必会更容易,因为这有赖于你的视角”最后欧逸文得出结论,政府付出大量努力和开支,试图让这些人不为世人所知,这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些人的重要性 洪理达(Leta Hong Fincher)的《剩女》(Leftover Women)对中国的奋斗者们所面临的压力提供了一份非常不同,但同样令人惊心的描述她对渴望通过买房来巩固中产阶级地位的年轻都市女性特别感兴趣洪理达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的博士生,专门研究住房产权交易,这令她注意到后社会主义时期对女性结构性的经济歧视 洪理达认为,女人在25岁左右感受到压力,接受不适宜的婚姻她认为,性别失衡、单身男人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可能性,乃至没有安全感的父母的焦虑导致了这一局面,如果她们延迟结婚就会被称为“剩女”由于父母与配偶的压力,这些女人被系统地剥夺了房子的所有权,必须把不动产记在丈夫名下,就算她们或她们的父母在买房中有很大贡献也是如此 在中国,三分之一的婚姻以离婚告终;最近一项最高法院的决议决定按房契上的名字判定房产归属中国女人在婚姻中,经济上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令她们容易受到虐待,在婚姻解体时也是如此人们期望《剩女》能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因为它似乎在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中很有共鸣共产党似乎已经忘记了毛时代的语录:“妇女能顶半边天” 《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 欧逸文/著 403页,法拉·斯特劳斯与吉鲁科斯出版社(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7美元 《剩女:性别不平等在中国的复活》 洪理达/著 213页,泽德出版社(Zed Books),